据海外版人民日报微信(ID:霞客岛)2月17日报道，香港法院17日上午宣布，2014年负责清理“占中”的7名香港警察全部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不得缓刑。“占领中国”是一项大规模的非法活动，“温柔如保姆”的香港警方在“占领中国”的79天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占中”的人一般都是轻判，警察却是锒铛入狱，失去前途。原因是什么？
文章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的话，一个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一个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英国法官杜大伟的判决进一步削弱了香港的前两大基石。这一判决重新打开了伤口，社会对立再次升级。从“占领中国”到政改失败到这个判断，香港社会应该对何去何从有更深刻的认识。
以下是报告全文，题为“媒体:在中国被监禁的警察笑了，但香港的未来呢？”
今天(2月17日)，2014年负责清理占领中环的7名香港警察全部被判处两年监禁。这个判决让一些香港市民在庭外当场泪流满面。另一边，“占领中环”支持者和反对派媒体欢呼雀跃。
“占领中国”是大规模的违法行为。在“占领中国”的79天里，香港警方饱受非法占领者的辱骂、肢体碰撞、打伞、喷尿之苦，不断努力为香港作出巨大贡献。现在“占中”的人一般都是轻判，警察却是锒铛入狱，失去前途。原因是什么？
含泪的判决
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2014年10月14日晚，数百名非法“占领中环”示威者冲上马路，用铁栅栏、装满水的大型塑料栅栏和水泥砖封锁了连接香港岛东西的主干道龙和路。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开始清除路障，被示威者反抗、纠缠、推搡。与此同时，被称为“大党”的香港反对派成员曾建超向警察泼洒液体，然后拒绝逮捕他们。7名警察涉嫌殴打曾建超。
2015年10月，曾建超和7名警察分别被起诉。2016年5月30日，曾建超因袭警、拒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周，因刑期较短被取保候审。香港警队支持了7个人，并为他们筹集了1，000万港元，以帮助雇佣“大明星”进行战斗。
2月14日，七名警察被判犯有伤害罪，必须立即拘留。今天(17日)上午，英国法官杜大伟表示，被判刑时罪名严重，以两年半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人初犯、为社会服务、丧失养老金、处理“占领中国”等行为时承受压力，刑期再减6个月，总刑期为两年。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判断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宣判前，大量群众聚集在香港法院外，举着“抓贼是警察的职责”、“中国的暴民应该关进监狱”、“天下有义”等标语，高呼“警察无罪”等口号，支持7名警察。D1被判有罪后，香港人给法院写了1000多封求职信为他辩护。香港导演高志森公开指责杜大伟是“狗官”，因为他对判决不满。判决17日生效后，一名女子在法庭外泪流满面。冷静下来后，她表示与警方无关，但觉得判决对警方不公平，“量刑过重”，“警方很难做到”，曾建超没有被无辜殴打。
17日，“保卫香港运动”约40人游行至湾仔警察总部。发起人向警方递交感谢卡，对警方在“占领中环”期间的奉献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运用其权力赦免7名警务人员。
谨慎
人的判断永远不能脱离自己的立场，法官和岛叔也一样。但是，既然是写文章，岛叔也不能直接做出“不公正判决”的判决。先不做结论，只说几个事实。
首先，香港适用属于普通法体系的判例法。判例法的基本思想是承认法律本身不可能完整，立法者只能关注一部法律的原则条款。法官在遇到具体案件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和法律条款的实质做出具体的解释和判断。一般来说，上一次判决的结果可能构成下一次判决的依据。
换句话说，英国法官杜大伟在这个判决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判决。如果他站在维护警方执法权、维护香港治安、打击罪犯的角度，他会从轻发落。如果他强调罪犯的“人权”，他会严惩警察。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杜大伟是英国人就认为他支持“占领中环”，但英国对“占领中环”的态度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可以说，香港的“侵华”离不开港英政府在离开香港前十多年(例如中英谈判后的十多年，香港突然被塞进英国发展了四百多年的民主制度)刻意埋下的政治地雷。同时，香港的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法官和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人才主导，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香港警方在占领期间的表现，被外界形容为“温柔如保姆”。在美国，判例法也适用，警方在处理罪犯时从来不会手软。不久前，当美国人民抗议特朗普就职时，他们被警察殴打。如果有人敢袭警，即使有袭警嫌疑，也很有可能被当场击毙。美国警察误杀了很多被误认为涉嫌袭警的黑人，但被定罪的警察很少(可怜的中国警察除外)。美国之所以维持警察的执法权，是因为如果警察失去权威，社会秩序就会崩溃，人民就会遭受数千倍的损害。那么，作为一名香港法官，杜大伟在判案时有否考虑香港的社会秩序问题，以及会否出现另一种“侵华”和旺角骚乱的可能性呢？
潘多拉的盒子
在很多法人眼里，法律大概只是一个辗转反侧的游戏。普通人很难想象，在看似严格的规则下，能玩出多少非黑即白的把戏。台湾省有一个例子，凶手用十几把刀砍死一个人，控方律师怒斥此人精神错乱，不人道，而辩方则认为他砍了十几把刀也没有砍死一个人，可见他避重就轻，为人善良。这时候法官如何判决就是一个“自由评价证据”的问题。
警方执法过度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在香港，真正的问题在于警方执法权力不足。香港和台湾省作为新民主主义地区，都有一个现象:政府不够强大，法治不够硬，民粹主义泛滥。港台的警察也“温柔如保姆”，几乎已经无力还手或还钱。现在他们出了事已经被重判了，只会让这个问题更严重。将来如果香港再发生类似的违法行为，如果西方国家再在香港煽动颜色革命，哪个警察敢出来执法？所以这个判断可以说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福山在他的新书中强调，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离不开三个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杜大伟的判断进一步削弱了香港的前两大基石。“占领中国”结束后，被撕裂的香港社会已经在慢慢愈合。然而，这一判断重新打开了伤口，再次加剧了社会的反对。从“占领中国”到政改失败到这个判断，香港社会应该对何去何从有更深刻的认识。
趁着夜色，岛叔还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顾。我们来听听香港法律界人士对这个判决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