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上海商检局技术人员吴觉农到安徽省祁门市平利村安徽省茶叶产业改良农场(后改名祁门茶叶产业改良农场)接任所长。
一路上山高云密，交通受阻。吴觉农吃了很多苦，也有被土匪抢走，被野兽出没的危险。
真正让他苦恼的是沿途祁门茶区的荒凉。祁门红茶曾经吸引了欧洲皇室贵族，被视为奢侈品，现在却成了当地农民眼中不值得关注的东西，就是在屋前屋后种几株，摘几片叶子做半干茶胎换几个铜币。
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1930年吴觉农对比中日茶园收入，数据显示每亩收入可以相差十倍！
就像破碎山河下的中国社会的缩影，英国和日本加入国际茶业版图，开始机械制茶后，中国茶叶的形势日渐式微。
有志之士叫嚣振兴中国茶业，提高和培养人才。1930年，吴觉农在《论改良中国茶叶》中高呼:“要尽最大努力，尽快补救，利国利民。…..让茶商蒸蒸日上，与其他国家竞争，领先一步，谋求国际贸易的发展，希望中国人民分享！”
抱着同样的理想，吴觉农、胡浩川、冯绍秋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祁门茶业改良农场。在雾霾和土地流失的阴霾下，他们把“试验田”留在山里，造出无数山峰，为中国茶叶机械化生产铺平了道路，为中国茶叶科技培养了大批人才。
让大英帝国觊觎“宝地”
祁门茶业改良农场的前身是北洋政府农商署安徽模范茶场。成立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的茶叶研究机构。第一任导演是路遥，他在光绪年间考察过南洋各国的茶业。
宣璐在1905年提醒:“如果中国红茶不改进，将来就没有出口日。”当时，为了提高茶叶的竞争力，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茶叶生产国都利用政府的力量，对茶叶进行了大量的改革，采用了现代的机器生产和大规模的茶叶生产机制。而在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仍然用于泡茶，不仅产量低、生产效率低、成本高，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
特别是祁门红茶，由于工序复杂精细，由于手工生产成本高，已经成为奢侈品消费产品，销售也逐渐陷入困境。
但1915年，祁门红茶在巴拿马世博会上获得一枚“大奖章”和两枚“金牌”后，人们复兴中国茶叶的希望重燃，也坚定了农工部改良茶叶的决心。
农工商示范茶园地址最终定在安徽祁门平利。这里有个事件。其实是英国人最先把祁门引起了农商部的注意。他们首先提议在祁门建立一个茶园。
英国红茶和中国红茶有着奇妙而深厚的关系。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喝茶，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之后，他们通过不懈努力窃取中国茶叶品种和茶叶技术，成功开发了印度两大红茶产区大吉岭和阿萨姆。到1903年，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从印度的4%增加到59%，而中国茶叶在世界上销售的比例下降到10%。在下降和上升之间，中国的外汇收入大幅减少。
附近有两大茶园，英国要在中国设茶园，让人起疑。
祁门是英国祁门红茶的原产地，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茶区。祁门80%的茶园分布在海拔100-350米的密林丘陵谷地。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早晚温差大，常有云雾，是茶树生长的天然独特的良好环境。
虽然当时没有“小茶区”的概念，但英国人一定是看中了祁门，祁门得天独厚的好山好水。好在当时虽然时局不稳，但农商部的官员也不是傻子。他们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决定建立一个从宣璐到祁门的油田。
1916年初，模范茶园正式开放，宣璐集中组织人采集新茶，用机器直接精制出口茶叶，而不是传统的手工制作，并称之为“开中国茶史无前例的创举”。
当时吴觉农还是浙江农业中专的学生。他对茶非常感兴趣。两年前，17岁的他刚刚把自己的名字“汤荣”改成了“觉农”，并雄心勃勃地要振兴中国的农业。
吴觉农
没有人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于军阀混战，资金被切断，茶园断断续续地工作，被降级为省级茶叶改良场，宣璐的成就被浪费了。吴觉农成了留日归来的茶叶技术专家。
1932年冬，吴觉农奉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命，来到祁门救田。他带领团队，重组老茶树，开辟新茶园，组织茶农搞运销合作社；经过多方努力，我们获得了上万的科研经费，购置了大量的设施和机械，把口耳相传的手工制茶变成了工业化的机械茶。
到1934年，当吴觉农离开改良领域出国留学时，茶叶复兴正成为一幅美丽的现实图景:制茶机械成功投产；合作社很受欢迎，延伸到全国；改良后的农场也回到了国家队。同年7月，由国家经委、工业部、安徽省政府联合成立，更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农场。
以现代生产方式重返国际市场
1934年9月，在吴觉农离开之前，他邀请了他的老伙伴，上海商检局茶叶检验室的技术员胡浩川接任改良场主任。
也许是因为留学日本的影响，胡浩川做事认真执着。据说他在和别人告别的时候，还表演着日本式的仪式:弯腰，双臂下垂，仰面微笑。
他还对制茶，尤其是功夫红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每一步都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和应用推广。后人常唱的《天下红茶数》一书，是胡好传写的。
胡浩川
上任后，胡浩川首先果断地将改良农场的总部迁到县城，然后致力于从种植到制作祁门红茶的标准化、科学化、产业化，并将这些技术改革延伸到茶农。
正是在这个时候，关于祁门红茶的基础知识书籍，如《如何做祁宏》、《如何抄祁宏毛茶》、《如何看待红茶》等，被推广到茶农中。
更大的变化始于1936年，当时制茶机器被引入改良农场，泡茶实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挑战了过去一个世纪的泡茶方法。
当时中国的制茶机械化程度还是有差异的，很多人都心存疑虑。甚至有人反对:“机制茶必须被铁锈和机油气味污染，红茶在高温和快速机器干燥不能得到腮红的独特香气。”
但胡好川认为机械化是大势所趋，坚持从国外引进机械设备，开始了祁红的机械生产试验。
当技术员冯绍秋回忆起这件事时，他感慨万千:
“从1936年到1937年，我被调到祁门茶叶改良农场当技术员，专门做祁公初的提炼实验。在这一领域，日本和德国先后购买了两种大型红茶初级制茶机和烘干机，用于机械红茶实验的示范和推广，以提高腮红的质量。”
一开始机器的气质很难把握。1936年春，台湾省大成捏合机在改良场第一次使用时，需要两三个人分散筛选，所以比较匆忙。在烘焙茶的第一次使用中，红茶被烧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经过坚持不懈的实验，终于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结果。1936年春，改良后的农场成功生产了4.5万公斤红毛茶，经提炼、包装后运往上海试销。经中外茶师评价，认为其做工、叶底、水味、香气在祁宏均属上乘，高于当年祁宏最高售价110元。当时，这对全国各地的茶复兴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吴觉农在《国际贸易导报》上专门撰文称，“祁门茶业改良农场今年开始大量生产红茶，形态整齐，色、味独特，叶底光洁，茶身干净，售价高，创下纪录。第一批275元，第二批240元，第三批90元，连夏茶的价格都在170元。”
1937年春天，精致的祁宏在上海非常流行，一些外国商人甚至说:“这些祁宏需要多少！”
对于祁门来说，工业化制茶不仅在技术规格上意义重大，在市场上也意义重大，对祁门红茶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有很大帮助。过去失去的祁门红茶海外销售只能靠大规模的机械生产来弥补，巨大的海外需求只能靠机械生产来满足。
由于机械化生产，祁门红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兴盛，成为国民政府用外汇换取武器的重要助推剂。
品牌效应:中国茶叶科技人员的摇篮
1936年，茶叶产地检验检疫局在上海出版报纸，公开招聘茶叶产地检验技术人员培训学院。考生录取后，立即被送到祁门茶叶改良农场，在茶季进行学习。
此后，国内几乎各种茶叶技术专业人才的培训课程都以祁门茶业改良场为培训实习基地。
祁门茶场有时与政府合作，在淡季举办制茶培训班，在祁门附近招募茶农，给他们进行简单的培训。
改善场有自己的培训班，都是“名师”授课。1936年10月的一次培训班上，胡浩川讲了红茶精制工艺，冯绍秋讲了红茶初级制备和评茶，庄万方讲了茶叶栽培技术。他们说的不仅精辟科学，而且独树一帜。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同志现场演示，也有专家亲自指导。所以学习进度快，扎实，质量高。
有了改良农场的口碑，各地的茶人都以生在改良农场为荣，甚至改良农场也成了品牌。甚至有外国专家来此参观考察。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茶叶专家山本亮博士、中英茶叶公司英国顾问魏纯、香港的苏联茶叶专家等。去了改善场。
许多早期的茶厂工人和经理都在祁红茶区接受过培训。而且现代茶学很多著名的“大师”都是从祁门走到全国的。
在祁门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么多茶艺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吴觉农先生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经理。他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茶叶专业，并在福建武夷山脚下创办了茶叶研究所。被称为“当代茶圣”。
首创“茶艺”一词的胡好川，因其《浙皖新安流域茶业》、《天下红茶算祁门》等珍贵著作而被誉为“茶学大师”。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是中国茶叶公司的首席技师。
茶树栽培在改良领域的权威庄万芳，留下了条播密植、等梯形、之字形山路三大创举，被誉为“茶树栽培之父”。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绍秋撤到云南，成功创造红茶，成为云南红之父。
此外，还有范、、、徐楚生、刘干之、陈、、、等。
“二战”爆发，茶园难以保存
我不爱人间富贵花，只采平凡快乐的茶。
这是胡好川的诗，是那一代茶人精神境界的写照。
二战爆发后，祁宏出口受阻，形势急转直下。改善场无法工作，被勒令进入储存期。
平利茶业改良场现状
在留在改良农场的陈的记忆里，这几天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经常从平利到祁门总场，一路是崇山岭。虎豹伤人，时有所闻。有一天，我和几个人在茶园里去了祁门市，转了几个村，进了人大的山头。在山脚下，许多人正等着一起爬山。有人警告说，中午最好一起爬山。在山上的曹髦草地上，老虎们在打盹，人们离老虎很近，只要他们屏住呼吸，快速行进，他们就能越过危险的海关。所以我们就通过了这个方法，屏住呼吸，迈着轻快的步子，跑得快，眼睛明亮，耳朵灵敏。一听到风和草，就一身冷汗，似乎有一种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的感觉。”
在这样的困境下，胡好川勉励自己说“个人不离，工厂不弃，茶园不荒”，号召员工克服各种困难，以茶养场，经营自己的事业，与茶农共同泡茶。顽强地保持未来茶叶复兴之火，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如今，改良农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茶产业大师的故事至今仍影响着它。祁门茶业改良农场，培养了大量的茶业人才，堪称中国现代茶业的“黄埔军校”。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茶史的范畴，而是见证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实业救国理想。
